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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社記者:

請劉主任介紹一下2018年我國減貧工作取得的成效,以及當前扶貧工作的特點和難點。謝謝。

劉永富:

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實施脫貧攻堅三年行動的開局之年,還是脫貧攻堅的作風建設年。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安排部署,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加強統籌協調,各地區、各部門認真抓好落實。

今年脫貧攻堅工作有三個特別鮮明的特點:

一是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扎實推進。去年6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西太原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以后,國家層面和各地區都做了認真研究,制定了一些政策,加大了傾斜支持的力度。以“三區三州”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都結合當地實際制定了實施方案,這個實施方案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是經過多次研究形成的,包括基本情況、重點工作、項目資金安排,各地不盡相同。目前看,方案的實施、工作的推進都在計劃之內,沒有滯后,有的甚至提前。今年深度貧困地區的減貧速度可能大大快于全國減貧速度,也快于西部地區的減貧速度。

二是今年是脫貧攻堅作風建設年。中央紀委、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開展了扶貧領域的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倒逼真抓實干、實事求是、轉變作風,現在作風轉變已取得初步成績。

三是今年把扶貧干部教育培訓作為一項重點工作。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一方面要向貧困地區選派干部,另一方面更要靠貧困地區的廣大干部群眾,要讓他們自己想干、會干、能干。今年在全國范圍內加強了扶貧干部教育培訓,預計到年底全國將培訓800萬人次,其中700多萬是鄉村干部。要提升他們的能力和水平,不僅想干事,而且會干事,能干成事。當然深度貧困是長期形成的問題,人才的培育培養、產業的發展是一個長期過程,這也是我們目前需要下功夫抓的一些工作。謝謝。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國廣記者:

我們知道,脫貧攻堅工作最終目標是實現完全消滅貧困,全國各地區情況不一樣,貧困情況不一樣,發展情況也不一樣,在起跑線不同的情況下,最后怎么能夠實現在終點線把這條線拉平,實現最終全面脫貧。另外,在這個過程當中會使用哪些措施加強監管,避免“數字扶貧”和虛假脫貧的情況出現?

劉永富:

全國的情況不一樣,區域差距、城鄉差距都比較大,我們這次脫貧攻堅不是消滅貧困,而是消除絕對貧困。貧困現象會長期存在,歐美發達國家也有,我們這次脫貧攻堅戰的目標是消除絕對貧困。你講得很對,各省的情況差別比較大,經濟的發展、人的發展,包括生活水平都不一樣。脫貧攻堅工作有下限沒上限。下限是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收入要超過4000元,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這是我們的底限,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沒有消除絕對貧困。所以有底限沒上限,有下限沒有水平線,不是說全國一個水平。底限是消除絕對貧困,一個人不落下。這方面社會上應該有一致認識,這樣有利于我們統一思想、明確目標,把這項工作做好。

2013年京津滬就沒有絕對貧困人口了,但是還有貧困,到2014年江浙粵沒有貧困人口了,后來這一兩年福建也沒有貧困人口了。沒有的是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還是有。西部一些地方仍然有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市和縣。

關于數字脫貧的問題,大家都在說,只要我們真抓實干,數字脫貧是不會發生的。國家有一個全國扶貧開發信息系統,誰是貧困人口,是什么原因致貧,采取什么措施脫貧的,信息系統里都有記載。我們的經驗是,一個貧困戶如果有三個致貧原因,那就要享受五到六項扶貧措施才能脫貧。如果你在這個信息系統里沒有落實這五六項措施就說脫貧了,就要查一查,我們年終考核就要抽查,從信息系統里把脫貧人口抽出來,沒有脫貧措施怎么脫貧的?脫貧措施是不是實的?當然還有很多措施,工作務實、過程扎實、結果真實、責任落實、政策落實、工作落實,我們有監測監控。今年脫貧人數我們信息系統里就注冊了,我們分析有一些脫貧可能就是一時脫貧的。這項工作這幾年抓下來是很有成績的,2016年信息系統反映返貧人口60多萬,相對于1000多萬脫貧人口,比例不到2%。去年脫貧了1000多萬人,返貧20多萬。今年大概1000多萬人實現脫貧,2017年以前脫貧的,2018年返貧的只有7萬人左右。所以想搞數字脫貧是不行的,我們有嚴格的監測和考核評估,有措施、有工作做支撐、做保障。

CGTN記者:

過去40年我國減貧事業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減貧解決的最重要問題是什么?現在距離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還有不到2年時間,接下來重點開展哪些減貧工作?困難和挑戰有哪些?如何應對?

劉永富:

改革開放40年,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大家都到貧困地區去過,以前想到哪個村,可能要走一個星期,坐慢火車,坐完火車坐汽車、坐完汽車坐船、坐完船還要走路,到一個貧困村沒有三五天是到不了的。現在從省會到貧困村,基本上當天都能到。我們最大的成果或者說解決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我們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

解放初期,我們希望通過建立公有制來解決貧困問題。后來由于工作上的偏差,沒有實現。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通過土地經營承包制度改革,能吃飽飯了,但是還有更大更多的發展問題沒有解決。比如道路不通,接觸不了外面的世界,難以共享社會發展成果;語言不通,不能進行交流;思路不通,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觀念相對要落后一些。我們在八七攻堅計劃里提出行政村通電話、通郵政,經過幾年努力做得不錯,達到了90%多。現在再通電話,手機是4G,不是從2G發展到3G再到4G,而是彎道超車、跨越發展。我認為最根本是探索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我們不僅學習借鑒國際減貧經驗,最主要的是根據中國國情來確定不同時期工作重點、不同時期的扶貧標準,經過長期的不懈努力和實踐探索,到2020年能夠消除絕對貧困,比聯合國提出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前十年。

現在可以說是進入攻堅克難、攻城拔寨的階段,從點上看就是深度貧困地區,“三區三州”,以及“三區三州”以外的深度貧困地區,在“三區三州”有135個深度貧困縣,在“三區三州”之外還有199個深度貧困縣,一共是334個深度貧困縣,這是我們的工作重點,如果工作不到位就容易拉后腿。

從面上看,要按照“兩不愁、三保障”和“一個收入”的綜合標準摸清真實情況,現在要核實清楚。飲水安全沒有解決的有多少,住危房的有多少,基本醫療沒有保障的有多少,義務教育沒有保障的有多少,要以縣為單位,逐村逐戶逐人核實,然后解決。一個是點上深度貧困地區、深度貧困縣、深度貧困村,一個是面上,防止出現工作死角。

經濟日報記者:

最近我們下去采訪調研發現,隨著脫貧攻堅力度的加大,重點貧困村的發展特別快,確實面貌變化特別大。但是現在一些非重點貧困村,甚至有一些不算貧困村的村子反而發展相對滯后了。請問在頂層設計上,怎么確保到2020年那些非重點貧困村也能夠如期完成脫貧摘帽任務?

劉永富:

確定貧困縣、識別貧困村也是實現區域精準、單位精準的一項措施。2014年建檔立卡的時候全國識別了12.8萬個貧困村,到今年底預計10萬個左右都要退出來。精準扶貧政策主要是到村到戶。貧困人口享受的政策都是一樣的,不管你是不是貧困縣的,是不是貧困村的,全國各地政策都一樣。貧困村、貧困縣因為貧困人口多,困難更多,所以支持力度更大。經過這幾年的幫扶,貧困縣、貧困村的基礎條件、產業發展、政策支持都落實得比較好,貧困人口也大幅減少,有的基本上沒有絕對貧困人口了,摘帽了。但是以前的非貧困縣、非貧困村,資金支持確實比較少,脫貧進度就慢一些。今年進行貧困村動態調整時,允許地方已經脫貧的村退出,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村,可以納入建檔立卡,享受扶持政策。

另外,可以由地方統籌安排,大政策不會調整,但是地方上可以統籌考慮。貧困縣、貧困村任務完成了,可以把政策做一些微調,整合資源加大對非貧困縣、非貧困村的支持力度。

農民日報記者:

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到2020年底還有兩年時間,目前還有多少個貧困縣?多少貧困人口沒有脫貧?未脫貧的貧困縣和貧困人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加緊發力,爭取2020年底全面消除貧困。第二個問題,剛才介紹40年來減貧最大的收獲可能是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減貧之路,請您再介紹一下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有哪些特點?

劉永富:

現在832個貧困縣,2016年脫貧28個縣,2017年脫貧125個縣,現在第153個貧困縣已經宣布脫貧摘帽,預計將會有280到290個縣摘帽,總計超過430個,所以我說今年年底貧困縣超過50%實現摘帽。離交卷時間只有兩年了,還有約400個縣需要退出,明年預計300個多一點,后年幾十個,這只是一個計劃,最后要通過嚴格的考核評估才能確定。

貧困村12.8萬個,到去年底脫貧了6萬個,今年大概有3萬到4萬個左右脫貧。這是地方申報的,目前還沒有核查。又進來了1000多,就是說將近10萬個村脫貧,不到3萬個村現在還戴著貧困村的帽子,在未來兩年要脫貧。現在剩下的貧困村很多在深度貧困地區,一是產業落后;二是勞動力出去打工不適應生活,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缺少技能;三是相當一批是老病殘。

對這些致貧原因不同的貧困人口,我們將繼續采取不同的措施。有勞動能力的,就鼓勵支持他們發展產業或者出去打工;半勞力、弱勞力就鼓勵他們參與公益崗位勞動,當護林員、護理員、保安,一個月增加幾百塊錢收入;對沒有勞動能力的老病殘,主要是通過社會保障兜底。最后這3000多萬貧困人口,預計有幾百萬人會通過這種方式兜起來。

中國特色減貧之路的特點主要是黨的領導、政府主導。國際上很多國家減貧,第一是政府發放食品券,保證貧困人口餓不著,靠NGO來做,小打小鬧。但是中國人口多,貧困人口規模大,小打小鬧不解決問題。比如易地扶貧搬遷,不具備基本生存條件的就有1000多萬人,很多國家全國都沒有1000萬人口,同步搬遷的還有500多萬人,這等于搬了1500萬人,是一項非常宏大的工程,需要動員各方面的力量。所以我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政府主導。

第二個和國際上不一樣的特點,就是很多國家劃一條線,進去了就發食品券,給予救濟。我們還要講開發,為什么?一是差距大,二是我們是農業大國,很多地方不通路、不通電,需要進行區域開發。而且我們國家一些勞動力素質不高,需要人力資源開發。貧困地區有很多好的資源,還有特色優勢產業。所以我們始終堅持開發。我們還確定了一個特點,就是精準。最初劃片區,后來劃貧困縣,后來又劃貧困村,最后又識別貧困戶和貧困人口,越來越精準,越做越精細。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認真。我們以前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和第一個十年綱要,都留下了兩三千萬貧困人口的“鍋底”,這次脫貧攻堅戰要求不留“鍋底”,怎么做到不留“鍋底”?就是要實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有平時考核、年底考核,今天上午進行了年底考核動員和培訓,還有省級交叉考核,互相核查政策落實了沒有、責任落實了沒有、工作落實了沒有,還有第三方評估,核查該識別的貧困人口進來了沒有、不該退出的貧困人口是不是退出去了、群眾是不是滿意,我們稱為“兩率一度”。我們把資金作為監督重點,開展資金項目審計。還委托記者朋友進行暗訪。通過這些措施,把各地的工作情況弄清楚,精準、較真、碰硬。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廣經濟之聲記者:

現在越來越多企業還有企業家進入扶貧領域做相關工作。您覺得企業和企業家在我國的減貧工作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此外,我們關注到您最近在一個論壇上提出,2017年底,我國貧困發生率下降到了3.1%。請問貧困發生率有沒有下限?3.1%有沒有可能繼續降低?

劉永富:

企業家角色非常重要,無論是國有企業家還是民營企業家,都是創造物質財富的領頭人,企業家代表的是產業。脫貧就是為了增收,把沒有勞動技能的變成有勞動技能的人,把積極性不高的人變成勤快的人,幫助貧困人口脫貧,企業家發揮著引領作用。所以我們鼓勵國有企業到貧困地區進行幫扶,搞產業合作,東部幫助西部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組織東部企業家到西部投資興業,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群眾增收、貧困人口脫貧。現在實施“萬企幫萬村”行動,4萬多個民營企業幫扶3萬多個貧困村,還有的企業大一點的幫一個縣、幫一個鄉,小的幫一個村。國有企業實施“百縣萬村”幫扶行動。一方面產業的發展、經濟的發展要靠企業家引領,要靠市場規律來培育,這是吸引企業家。另一方面要把貧困地區的能人培養成企業家,鼓勵外出打工的人才回流、回鄉。我們不僅在吸引企業家,而且培養貧困村創業致富帶頭人,帶著項目、帶著資金培養,一個人帶動幾十人、上百人。

改革開放40年,農村的貧困發生率從97.5%降到去年年底的3.1%,今年預計會降到2%以下。40年,數字倒過來了,以前97%是貧困人口,現在97%不是貧困人口。3.1%的貧困發生率是肯定要繼續下降的,最后要實現清零。打贏脫貧攻堅戰,將歷史性地消除絕對貧困,以后面臨的是相對貧困問題。相對貧困怎么定標準、怎么扶持,需要下一步總結前40年的經驗,再研究提出政策措施,肯定也會有辦法。謝謝。

來源:廣東省扶貧辦